公益诉讼将助百万共享单车用户讨要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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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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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4月,经营合肥文新学堂的被告人冯某通过电话联系梁某,洽谈短信群发业务,洽谈中得知梁某处有2万多条公民个人信息,遂与梁某商议后确定以人民币9000元的价格购买,同时购买10万条短信群发业务。据梁某称,这些信息是来源于公司的一个“客人”,对方介绍说有信息资源,于是梁某就购买了对方的信息。后来,得知冯某招生需要这些信息,她俩就对接上了。同年4月17日,梁某按照约定将公民个人信息贩卖给冯某,相关信息包括滨湖寿春中学、38中、45中、42中、50中、红星路小学、南门小学、六安路小学等多所合肥市中小学的学生姓名、所在班级、家长姓名、家长联系方式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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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酷骑单车在其办公场所贴出一纸公告后人去楼空。 几个月前还红红火火,在全国十几个城市都有投放的酷骑单车,就这么带着消费者的几亿押金消失了。 12月12日,针对酷骑公司押金、预付资金退还出现严重问题,中消协曾发布公开信,要求该公司法人、股东、原首席执行官等高管主动联系相关部门配合调查并向消费者道歉。 但酷骑公司一直没有作出任何回应。 目前,共享单车押金问题已经成为消费者投诉的“重灾区”,因此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其实,中消协发出的公开信对共享单车企业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性的,而公益诉讼却不一样,只要法院对此事形成的判决生效后,对各方当事人就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 共享单车公益诉讼第一案12月18日,广东省消委会以小鸣单车经营管理方——广州悦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被告,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目前,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件。 这是全国首起共享单车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和酷奇单车相类似,在4个多月的时间内,广东省各级消费者委员会受理对小鸣单车的投诉超过3万件,大多是针对押金逾期退还的问题,但小鸣单车却也同样是被动消极应对。

曾经是小鸣单车的用户王震告诉《慈善公益报》记者:“从法律层面讲,我们消费者是可以去法院起诉共享单车企业退还押金的,可是单为几百元押金而去起诉,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这不是一般消费者愿意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法。

”王震的想法可能也是大多数消费者的想法,这也就是为什么消费者就此投诉量居高不下而鲜有诉诸法院的原因。 据记者了解,在一些共享单车车企倒闭后,各地都有一批消费者找消费者协会,希望消协提起公益诉讼,为消费者追讨押金。

共享单车消费者虽然数量众多,但数量固定、身份明确,并不完全符合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所针对的“众多不特定的消费者”的定义。 但相关人士介绍说,消协组织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介入。

比如,众多的消费者把自己退还押金的请求权转让给消协,消协就可以以诉讼信托人的身份来提起诉讼,那么成千上万乃至数百万共享单车消费者面临的押金问题就可以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的一个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解决了。

因此运用公益诉讼的手段给共享单车押金问题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公益诉讼倒逼企业自律综观共享单车所引发的消费维权,集中表现在押金的退还上。

由于补贴式和亏损化模式难以为继,挪用押金就成了行业的公开秘密。 再加上缺乏强制性的法律约定,押金的用途则限于“企业自行决定”,其安全性也取决于“企业的自律性”。

曾有业内人在接受采访时公开称,关于挪用押金的用途,可以造车、也可以用于公司开支等都有可能,只要你运营得下去,留30%还是80%都是企业说了算。

但在没有其他盈利模式作为支撑的情况下,共享单车投入的越大亏损的系数也会越高,一旦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拆东墙补西墙还能掩盖问题,如果资金链完全断裂,就会纷纷倒闭或者跑路,退还押金变得难以完成。 就现实来看,相关共享单车经营方长期占有消费者押金、违背按时退还押金承诺、未实行专款专用和第三方托管、押金管理使用不公开等行为,已严重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属于带有共性又相对严重的违法行为。 通过公益诉讼的行为,不但可以实现个案的解决,又可以预防押金风险的产生和爆发,从而倒逼相关规则的建立。

从2015年7月上海消保委提起的全国首例民事公益诉讼案起,再到今天的共享单车民事公益诉讼,其领域正在不断得以拓展,公众对民事公益诉讼已慢慢熟悉起来。

今后,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将会更多地用好公益诉讼这柄利剑,为消费者合法权益保驾护航的同时也通过外部的约束与监督促进企业的自律。 (王希文)+1。